纪录片进入“老男人时代”？

shuaijun

位纪录片制作人聚集深圳，探寻纪录片的可能性　　
　　8月18日至20日，国内当前活跃的8位纪录片制作人朱日坤、黄文海、王我、赵大勇、徐辛、周浩、胡新宇、刘高明聚集深圳，在位于上梅林中康路8号雕塑家园内的圆筒艺术空间举行了一场题为“老男人的party”纪录片观影活动。这一活动也是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的“出街·深圳站”新锐艺术展的最后一个环节。
　　连续两天的观影播放了黄文海的《梦游》、赵大勇的《南京路》、王我的《热闹》、徐辛的《火把剧团》、周浩的《厚街》、胡新宇的《男人》等影片。自称为“老男人”的导演们在自己的影片播放后与现场观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导演们私下里也还在探讨与密谋着中国纪录片的可能性与自我创作的可能性。
　　
　　这次放映是一次集体自省
　　中国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纪录片作者，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困惑。为什么许多作者第一部作品不错，但没有第二部了，人去哪里了？现在的纪录片作者，把纪录片作为一个时髦的话题，真正的思考和对纪录片的热爱在哪里？纪录片的可能性在哪里？
　　这些问题成了这次展映活动的动因。策展人刘高明希望通过这次“老男人”纪录片论坛活动，对当下纪录片创作进行一次集体自省。“我们的出口在哪里？”这也是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纪录片作者共同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次展映主办方选择了“不宣传，不推广，对观众手机一对一发布信息，一次放映会，每场50－80人，悄悄举行”的方式。使这样一次值得推广的活动变成了有几分神秘的地下活动。
　　记者全程跟踪观看了放映，发现第一天观众有些场次达到了50人，第二天连同各位导演在内的观众只有20多位。虽然各位导演在自己的影片放映结束后，有主动的跟现场观众交流的姿态，但导演与导演之间的交流则是私下的，这样一种方式似乎与他们努力寻找出口的初衷有些自相矛盾。
　　


在与观众交流的环节中，纪录片创作的“地上”与“地下”成为一个讨论焦点。在场的导演都觉得他们是“地上”的，不是“地下”的。
　　“我们生来就是地上的，拍的片子也是公开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片子没办法进入电影院发行。这不仅是商业的问题，而且还是电影体制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那些所谓的电影奖的黑箱操作才是地下的。”黄文海说。他认为今天的纪录片作者应该要有更大的抱负。当经济上独立之后，获取精神上的独立是关键性问题。他觉得今天纪录片的障碍，更在于纪录片作者自身。“今天创作纪录片更多在于个人的局限性，这些障碍，让我们感觉自己像披着厚厚盔甲的犀牛。把自己敞开非常重要，这或许是纪录片的一个出口。”他说。
　　刘高明觉得，纪录片要面对非常坚硬的现实，但纪录片可以看无数遍。“我看《梦游》就看了四遍。纪录片不是一次性消费。”在刘高明看来，这次论坛达到了“道同，术异，省我，相谋”的效果，是一次“真正总结自己，启发他人的‘闲聊’”。
　　但“老男人的party”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进入了一个“老男人时代”，而后继乏人呢？朱日坤近年来以推广中国纪录片为己任，他认为不能这么说。他觉得这两年国内的纪录片创作层次很丰富，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进行创作，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么火热，是因为媒体关注的点不一样了。周浩相信，“其实纪录片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深入年青一代人的生活与经历中。胡新宇的《男人》就是很好地将纪录片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案例。”而参与这次活动的几位导演“都没有正规电影教育背景，都是业余背景，但他们却拍出了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也是很好的说明。